从武侠剧到武侠+：江湖梦在，侠义不老

◎曾于里

暑期档的武侠探案剧《莲花楼》、武侠情景喜剧《鹊刀门传奇》，分别以豆瓣8.2分、8.1分的成绩落下帷幕。今年以来，武侠剧呈现复苏势头，漫改武侠《少年歌行》、凸显“智侠”的《云襄传》，均获得不错的评价。在此之前，不少观众对于武侠剧这些年来的遇冷感到惋惜，但今年接连播出几部口碑武侠剧。并且，《金庸武侠世界》《一念关山》等S+的武侠剧，以及徐克执导的金庸武侠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均有望在今年播出，是否意味着武侠剧正迎来转机？

作为一种古老的，也是我国独有的叙事类型，“武侠”指涉的是习武的侠客在江湖中行侠仗义，或者说，侠客以武力实现正义。从古代的侠客小说，到民国就开始出现的武侠电影，再到1950年代后出现的武侠小说热、1980年代以来刮起的武侠剧热潮……不同形式的武侠作品为一代代观众提供了洒脱飘逸的武侠梦。

2010年代，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，武侠剧创作长时间陷入低谷，武侠剧的数量大减，大多口碑惨淡。这两三年来，武侠剧创作迎来“小阳春”。金庸剧的翻拍仍在持续，一些带有新元素、新特点的“新武侠剧”也在发力。回顾武侠剧40多年来的兴衰起伏，我们笃定它不会消亡，只不过在新的语境下，它需要有新的变革。

小说与电影中的武侠

“侠义”的文学源头可追溯到《史记》中的《刺客列传》《游侠列传》，唐代渐渐有了成熟的侠义小说创作，清代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相结合，形成了侠义公案小说。彼时的侠客，大多带有“官侠”的特点，他们除暴安良、扶助弱小，也依附于“清官”“明君”，承担着反贪官、保皇帝的使命。清末民初，“武侠”概念渐渐独立成型，国破家亡的背景下，武侠小说承担着“强国强种”的诉求，并促成了武侠小说的第一次创作热潮。

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武侠小说在我国港台地区掀起第二波浪潮，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等人创作了一系列影响力广泛的武侠小说。跟以前侠义小说的“官侠”不同，新派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很多是“盗侠”，他们游离于庙堂之外，行走于江湖之中，更多保留了独立人格，寄寓了全新的江湖想象；新派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兼收并蓄、雅俗共赏，一些作品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。这其中，以金庸小说的影响力最盛，他创作的作品可以概括为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小说、金庸的读者。

武侠电影的出现和走红时间，也早于武侠剧。早在1928年，改编自《江湖奇侠传》的《火烧红莲寺》就掀起中国武侠电影的第一个辉煌期，随后三年近20部续集电影登上大银幕。1950年代至1970年代，中国武侠电影在港台地区迎来新的创作高峰，胡金铨、张彻等人创作了一系列充满人文色彩的经典武侠电影。

1980年代，以徐克为代表的“新浪潮”承上启下，《笑傲江湖》《黄飞鸿》《新龙门客栈》《白发魔女传》等武侠电影制造出新的银幕奇观。同样在这一时期，内地电影界接续了民国后停滞的武侠电影传统，《神秘的大佛》《少林寺》《少林寺弟子》《武当》《南拳王》《神鞭》等电影影响了一代观众。1990年代以后，内地影坛基本上又是港台武侠电影的天下，《双旗镇刀客》等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凤毛麟角。

武侠剧：巅峰二十年

武侠剧的创作热潮，出现在1970年代以后。这既抓住了武侠小说热的时代趋势，也得益于电视媒介的崛起。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香港电视台的黄金年代，丽的、无线和佳艺一度三分天下，三大电视台纷纷在武侠剧制作上发力，并且争相改编金庸剧，以抢占收视份额。1976年，无线率先改编了第一部金庸剧《书剑恩仇录》；1976年、1977年，佳艺一鼓作气拍摄四部金庸剧，分别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鹿鼎记》《碧血剑》；1979年丽的拍摄了金庸剧《白马啸西风》。

随着佳视在1978年关台，丽的/亚视在竞争中的落后，无线在香港一家独大，也成为金庸剧的绝对主力。1980年代至2000年代，无线先后推出20多部的金庸剧，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无线推出的金庸剧更是爆款不断，也让金庸剧成为当时香港的“造星机器”。比如1983年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1983年的《神雕侠侣》，1984年的《鹿鼎记》，1984年的《笑傲江湖》，1995年的《神雕侠侣》，1997年的《天龙八部》，1998年的《鹿鼎记》……

1990年代，从“解严”走出的台湾地区也开始了电视剧的崛起之路。在香港武侠剧的影响下，台湾三大公共电视台大量拍摄金庸剧。1984年台湾台视改编了《书剑恩仇录》与《倚天屠龙记》，1990年台湾中视改编了《天龙八部》，1992年台湾华视改编了《书剑恩仇录》……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也相继拍了个遍。

2000年之后，金庸剧的创作中心从港台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。2001年央视版《笑傲江湖》播出，虽然争议不少，但获得很高的市场回报。之后央视制作人张纪中一口气推出了多部金庸剧，包括2003年的《天龙八部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2006年的《神雕侠侣》，2007年的《碧血剑》，2008年的《鹿鼎记》，2009年的《倚天屠龙记》。

华语世界的第一部武侠剧诞生于1970年代，在1980年代就进入巅峰状态，一保持就是20年。武侠剧的巅峰期以金庸剧为主体，却不限于金庸剧，梁羽生、古龙的一系列小说也在此期间纷纷改编成电视剧。比如梁羽生的小说《白发魔女传》《云海玉弓缘》《萍踪侠影录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大唐游侠传》，古龙的小说《大旗英雄传》《浣花洗剑录》《绝代双骄》《楚留香传奇》《萧十一郎》《三少爷的剑》《天涯·明月·刀》《小李飞刀》，温瑞安的小说《四大名捕》，黄易的小说《寻秦记》《大唐双龙传》，等等。

除此之外，也有一些备受好评的原创武侠剧。比如1979年丽的的《天蚕变》，1981年无线的《飞鹰》，1984年台视的《冷月孤星剑》，1989年无线的《盖世豪侠》，1994年新加坡的《鹤啸九天》，2005年内地、台湾及香港合作的《天下第一》，2005年的武侠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，等等。

成年人的童话

武侠剧的走红，是1950年代以来武侠热的一部分，这股热潮持续半个世纪。受众何以热爱武侠作品？

显然，“侠”是武侠最核心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武侠的灵魂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“侠”就已经出现，用以指涉游民、刺客、游侠这一群体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给“侠”很高的评价，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之后，这种侠义精神不断丰富，它包含了顶天立地、守信重诺、重义轻利、杀身成仁、勇猛无畏等精神，并成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寄托。金庸的小说中，进一步将侠义精神升华为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

但事实上，武侠作品中的“侠义”，一直以来都是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，尤其是中国文学向来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，重义轻利、为国为民也是士大夫的人格追求。尽管他们不是使用“侠义”这个词，但讴歌的是与“侠义”同一类的真、善、美。可见，“侠义”虽是武侠作品的灵魂，却不是它受到如此追捧的唯一原因。

另一奥秘，在于“武”。从“侠”诞生之日起，它就一直为统治阶层所提防。司马迁夸赞游侠之前，也强调了游侠“不轨于正义”，不是说他们不正义，而是说他们不尊重封建法纪和世俗的约束，“以武犯禁”，以“锄强助弱”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，有可能破坏统治阶层秩序的稳定。所以，韩非子在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写道，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，对侠持负面态度，认为侠“聚徒属、立节操，以显其名，而犯五官之禁”，是国家的一大祸害。换句话说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，人们讴歌侠客的“侠义”，但统治阶级又对“武”背后的暴力高度警觉，并予以遏制。

武侠作品的出现，解放了“武”，解放了“暴力”。这种暴力指向的是，敢于反抗、快意恩仇、疾恶如仇、锄强扶弱、惩恶扬善。它最直接最有效地宣泄了平民阶层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。

为了避免“以暴制暴”、冤冤相报、血腥杀戮的指摘，武侠作品将“武”置于“侠”之下，凸显武侠“为国为民”的内涵，让武侠作品与主旋律不断靠近。比如张纪中在制作央视版金庸剧时坦言，他的创作走的是主旋律的路子，旨在弘扬一种英雄主义情怀，比如民族团结、精忠报国。有了“侠”的归依，侠客的“以武犯禁”得以被容忍，侠客路见不平就能拔刀相向，在以暴制暴中消除一切邪恶势力，在庙堂规则外抵达朴素的正义……

武侠剧既有正义的终极目的，诸如替天行道、伸张正义、惩恶扬善，又让观众可以合理正当地宣泄隐秘的怒火，“以正义的暴力反抗并摧毁邪恶的暴力”。它成为“成年人的童话”。

内忧外患下的遇冷

2000年以后，港台地区基本停止了武侠剧的拍摄。2000年至2010年期间，央视翻拍了多部金庸剧，口碑与影响力呈现下滑之势。2010年之后，内地影视圈陆陆续续仍有一些金庸剧翻拍，但鲜有出圈的佳作。

武侠剧遇冷是内忧外患下的结果。“内忧”在于，作为一种类型化创作，武侠作品有一定的叙事套路，基本是在“侠客成长模式”“争夺武林秘籍模式”“灭门复仇模式”“武林争霸模式”中打转。30多年的时间里，武侠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拍摄，个别金庸小说更是被翻拍七八次，观众早就审美疲劳。加之，很多翻拍纯粹是在蹭IP，要么是糟蹋原作、胡编乱造，要么是单调重复、缺乏新意，助长观众对武侠剧翻拍的反感。

武侠剧中的“武”——动作戏，在表现形式上构成了一种视觉奇观，好看的动作戏能为武侠剧加分不少。香港武侠剧巅峰期与香港动作片的巅峰期是重叠的，虽然武侠剧的动作设计不及动作片讲究，却也不糊弄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很多武侠剧主要依赖特效，真打真摔、拳拳到肉、逼真硬朗、充满力量感的动作戏几乎“绝迹”，很难看到令人难忘的动作场面。武侠剧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流失。

“外患”一则在于，更具网感、更为天马行空、凸显言情，与年轻观众更为贴近的仙侠剧崛起，抢夺了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和时间，厚重的武侠剧反而显得“笨重”。

二则，曾几何时，武侠剧的“以武犯禁”成为吸引观众的隐秘动因。但这些年来，年轻观众的价值观愈发“保守”。诚如戴锦华所言，年轻一代在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同时，还伴随着一种她从未有过、也从未曾向往过的历史体认——对权力逻辑的体认。如同他们会以“三观是否正确”去批判一些经典作品，武侠剧的“以武犯禁”逃不过年轻观众的道德指控——“以武犯禁”或意味着对秩序、对权力稳定的威胁。就连仙侠剧中，神仙都在讲究“以德感化”，赶趟式地“为国为民”，推崇为了大义牺牲个人的价值观，武侠剧以江湖对抗庙堂的立意就显得处境微妙，就连金庸剧的翻拍也是越拍越保守。

年轻写手的“武侠+”

武侠剧不会因此没落，毕竟侠义精神是人们不变的向往与追求。2020年以来，流媒体平台进入存量竞争时代，为了丰富剧集类型、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，平台纷纷重新聚焦武侠剧，试图让这一类型焕发新生。

金庸的IP仍然具有很庞大的影响力。只是，如果没有对“侠”作出新的诠释、对“武”进行具有冲击力的视觉呈现，那么出爆款的难度太大。

新世纪之后网络文学崛起，武侠小说也迎来创作热潮，凤歌、小椴、沧月、步非烟、方白羽等70后、80后武侠小说写手，受到很多年轻读者的喜爱。新一代武侠小说写手，既深受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影响，又急于摆脱金庸过于耀眼的光芒以确立自己的位置。他们试图通过“武侠+”的类型融合，拓展武侠小说的传统范式，寻求新的可能。就比如方白羽的《千门》系列开辟“智侠”的创作模式，主人公云襄几乎不会武功，行走江湖靠的不是“武”而是智慧——正所谓“人，既无虎狼之爪牙，亦无狮象之力量，却可擒狼伏虎，驯狮猎象，何也，唯智慧尔”。这，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元素。

时下，不少武侠剧就改编自这些更年轻、更具个人特色的武侠作品。比如《雪中悍刀行》改编自烽火戏诸侯的同名小说，《少年行之一寸相思》改编自紫薇流年的《一寸相思》，《云襄传》改编自《千门》系列，《莲花楼》改编自藤萍的《吉祥纹莲花楼》。它们既与传统武侠形成区隔，也努力实现“1+1＞2”的审美效果：比如《雪中悍刀行》是“武侠+玄幻”，《莲花楼》是“武侠+探案”。一些原创的口碑武侠剧同样采取这一路径，比如《侠探简不知》是“武侠+探案”，《鹊刀门传奇》是“武侠+情景喜剧”。

诚如前文所言，“侠”才是武侠剧的灵魂。“武”的部分可以变通，但侠客行走江湖时的侠义精神必须始终秉持。当“以武犯禁”的快感机制被取消，新一代武侠剧中的侠义精神应该强化“江湖气质”，而非向庙堂靠拢，让侠客再度成为“官侠”。

武侠本就应该建立于江湖规则之上，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“考取功名、建功立业”的人生想象。侠客追求的不仅仅是济危扶困、公平正义，也包括行走于江湖中的逍遥自在、来去自由。这构成对庙堂式人生的一种对照与反叛，但何尝不是武侠的永恒魅力？
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